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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新韩流来袭 中国一月内5官员自杀  

2009-12-26 11:08:41|  分类: 社会文章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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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韩流带来的时青春偶像剧、时尚街头造型......

  然后,韩明星自杀事件前仆后继,直到韩国总统卢武铉也紧跟时尚步伐。

  近年,以张拉娜的“没钱就来中国演出”标志韩流已经寿终。

  现在,新一轮的韩流再次来袭,我们应该如何面对?

 

  2009年,从春到冬,屡屡有官员自杀的消息从报章或网络传来。21日,48岁的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赵宪春在北京开会期间,割腕自杀于下榻的酒店。这是近一个月内见诸公开报道的第五起官员自杀案。

  悲剧接连发生,官员自杀已成网民搜索的高频词,网友民众关注事件进展的同时,更对官场生态、官员心理辅导以及案后有否黑幕的存有忧虑与质疑。专家学者纷纷呼吁,需要让公众获得充分的知情权,才能平息质疑。不少自杀案仍存疑团,相关部门应当尽快给公众一个说法。另外,官员心理健康状况的监测和建立相应的减压机制,也亟待政府重视。

  据《财经》等多家媒体报道,21日上午8时许,北京市海淀区北京大学“中关新园”酒店内,服务员查房时发现一名中年男子倒在客房中,满身鲜血,急救人员赶到时确认其已身亡。海淀警方表示,经初步勘查已排除他杀,死者系打破玻璃杯,用碎片割腕自杀。

  “中关新园”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大街126号,是北京大学的留学生公寓。据北大宣传部门及保卫部门表示,死者近日来京参加会议,其会议地点并非中关新园酒店,而是临近的另一地点。

  23日,中共宁夏自治区党委、宁夏区政府有关负责人向《财经》记者证实,21日自杀的这位男子,系中共宁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赵宪春,自杀原因尚待查明。事案当日,宁夏党政机关有关负责人已飞赴北京,并就此事与北京市政府成立了联合调查组。

  南方日报记者致电宁夏自治区组织部办公室,一位姓朱的主任表示目前此事正在交由警方调查,他们也在向警方了解,但警方迄今没有没有给他们反馈任何信息。

  ■观点

  官员自杀原因应及早公开

  老百姓眼里的“收入不菲、衣着光鲜、动辄车马、八面风光”的强势群体———官员为何如此脆弱?网友们不禁追问。

  武警广东省总队医院心理科何日辉主任分析,自杀的原因主要有两类,一方面可能涉及经济腐败、生活作风问题败露,承受不了定罪的压力选择轻生逃避,或者保护家人“牺牲自己”。第二个原因是工作压力太大,心理受到创伤后没有及时治疗,将痛苦压抑住,继续投入工作,这主要是汶川大地震之后的自杀官员最为典型。还有一种是涉及到官员的社会事件反响太大,或者工作中受到同事、上级的排挤,而想不开。

  无论何种原因,不少专家学者都呼吁自杀真相应该尽快公开。

  法律人士、媒体评论员沈彬认为,很多时候,民间的话语系统中官员自杀等同于“畏罪自杀”。这既因为民间对于腐败本能的反感,更在于不少政府部门人为把官员事件敏感化、神秘化,信息公布的严重滞后、模糊,给了谣言市场空间。但一个在任官员的自杀身亡,不是私事,而是关涉公共利益,关涉公众知情权。所以,民众难免要对官员自杀产生种种评论甚至臆测,只有信息公开才能给逝者以公道,给生者以真相。

 

另一篇报道:

今年13名官员非正常死亡 死因引发猜测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有13名官员非正常死亡,根据以往新闻报道和官方公布的调查结论,意外死亡的有3人,其余选择自杀的10人中,3人死原不明。剩下7人中,有4人确定是因“非腐败”原因选择自杀。

  有专家认为要求公布无异于偷窥

  12月21日,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赵宪春在北京出差期间跳楼自杀;两天后,江苏海安县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孙启明在家晨练时意外坠楼身亡。

  一个月来,已经有6起官员非正常死亡事件发生。从今年2月起,据不完全统计,已经有13名官员非正常死亡,其中绝大多数是自杀。其生存状态堪忧。

  而同样需要引起关注的是,他们死后引起的各种坊间猜测和争议以及由此引发的公众知情权与“死者为大”两种观点的交锋。

  在这份13人名单上,5月2日在一顿激烈的争吵过后“情绪失控”选择自杀的浙江湖州市副市长倪玲妹是个例外。

  她是少有的女性,而且是因为家庭矛盾导致自杀行为。那么,其他人呢?

  我们不清楚他们为何离去,或许隐约知道他们为什么离世。

  但,无论什么原因,生命都是值得尊重的,都是最宝贵的,我们都希望这些事情不再发生。

  13名非正常死亡的官员中,只包括自杀或者个别意外身亡的,并不是全部,然而却足以引起人们的重视。

  他们中间有中部小县城的教育局长、科级干部,也有西北组织部副部长、厅级大员,还有长三角干练的女副市长,层级分布广泛。更有西南陷于打黑风暴的法院高干,在结束生命后,留下愈发扑朔迷离的案情。

  一个月6起官员非正常死亡

  他们的年龄集中在40岁至60岁,正是人生收获时期,却自己选择“折断”。

  他们的死法各异,跳楼、割腕、上吊……13个人中,坠楼者过半。而湖南武冈常务副市长杨宽生的选择最为激烈——刀割、触电、坠楼——官方调查结论认定杨是自杀,信者不禁为其扼腕叹息,为何下如此大的决心;不信者,包括杨宽生家属,则质疑各种现场证据。

  一个月6起、一年13起“官员非正常死亡事件”,舆论哗然,更用了“频发”这个词来表达惊讶和担忧。然而,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毛寿龙教授对官员自杀“频发”的说法仍然存疑。他认为相对于其他群体,官员的自杀率并不算很高,而纵向对比过去,官员自杀率是否真的达到“频发”仍有待搜集数据求证。事实上,从表面和数据上,人们目前都无法得出这样的结论。

  从年初的2月到年底的11月、12月,一个是春节将至,一个是年底总结,是这13人死亡最为集中的几个时间段。

  对于近一个月来官员自杀频频传出,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林喆告诉记者,这可能和年底干部要接受考核、工作压力大有关。常年在党校任教,她对各级官员都有着更为直接、深刻的了解。至于这些案例出现在什么地区,则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此外,随着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精神需求也越来越大,这部分导致了自杀率连年上升。

  林喆强调官员也是一般人,再加上工作压力、行为不端等各种复杂的因素,因此出现自杀个案“公众不要大惊小怪”。

  而与普通人的非正常死亡相比,“政府官员”这个身份所引起的舆论效应是以几何级数增长的。

  围绕着官员们的离世,总有各种坊间猜测纷至沓来,而腐败、官场斗争、权钱交易的阴影似乎总是穿插其中,挥之不去。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丁淦林此前接受记者采访时分析,在腐败成为一种默认值时,官员一旦出事,对官员的道德怀疑几乎成为公众的一种集体无意识。

  而在这13起非自然死亡事件中,根据以往新闻报道和官方公布的调查结论,意外死亡的有3人,其余选择自杀的10人中,死亡原因不明的尚有3人。剩下7人中,有4人确定是因为“非腐败”原因选择自杀。

  自杀官员多为“工作压力大”

  河北蔚县教育局长葛祥是担心学生取暖用煤紧张压力过大;安徽省固镇县财政局局长殷勇则在2月18日从办公大楼跳下,他的遗书上说:“近来身体状况很差,不能胜任工作,有很大压力。”56岁的安徽省安庆市商务局局长周新死前负责的生猪屠宰场项目进展不顺,亦留下“绝笔”称压力太大。

  与“腐败”猜想有明确或模糊联系的分别是重庆市高院执行局原局长乌小青,死时正值重庆打黑风暴,他因“涉嫌收受贿赂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已确定涉案正准备接受法律制裁。11月28日,他在看守所上吊自杀。农业部草原监理中心原主任张喜武则在死前因经济问题接受调查,并主动退回了赃款。杨宽生死亡现场发现21万余元红包,但此案还在调查中,并未有明确结论。

  在意外死亡的3位官员中,除孙启明是在家晨练不慎跌落外,另外两位,一个是酒后关窗不慎跌落,一个是“长期病情积累精神恍惚”意外摔下。

  毛寿龙说,就目前官方公布的消息来看,无法确定官员自杀的真实原因,立刻和贪污腐败联想在一起并不明智。

  如果要人们区别对待,还之死者以公平、恰当的评价,那么,要不要公布死亡细节和自杀原因呢?

  对于人们呼吁尽快公开案件、保护公民知情权的做法,毛寿龙不以为然。

  在他看来,中国素有“死者为大”的传统,如果是“活官员”贪腐,对公众交代很有必要,但是如果“死官员”腐败,他不主张将他们的信息公布,因为没有太大意义。毛寿龙强调,“无论他生前是什么人,但是他死去之后应该得到尊重。况且官员也是普通人。”

  死因应不应对外公布?

  毛寿龙认为,公众以知情权为名要求公布官员自杀相关信息的行为无异于偷窥,是一种“过分的知情权”、“变态的知情权”。

  林喆则直斥这种“观点不正确”。她认为,官员作为公权力的主体,不同于普通老百姓,他们由人民选举产生,选民有权了解官员的信息。公众要求获得官员信息是正常知情权,一点也不过分;政府在查明案件后应该尽快向公众公布真相。“这种做法是世界各国的惯例。”

  “但是公布的形式和时机应该精心设计。”林喆认为,根据案情,政府开始时可以选择先在一定范围内公布,比如向领导班子、同级干部、党内党员说明情况,过一段时间、等时机成熟了再向公众公布。

  2月8日,刚刚上任一个月的江苏射阳县地税局长沈忠良,吊死在自己的办公室内。死亡原因至今不明;在12月2日和21日选择自杀的兰州市国税局副处长马兰芳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赵宪春的自杀原因则仍在调查中。

  非正常死亡分三类

  据林喆介绍,目前中国官员的“非正常死亡”事件一般可分为三类:他杀、自杀和意外事故。在官员自杀案件中,有因为家庭或工作精神压力过大自杀的,有畏罪自杀的,也有情况不明的。而在他杀案件中,不少是因为官员涉黑涉贪,被利益相对人泄愤杀害,也有在日常生活中被歹徒谋财害命,后者和社会上普通凶杀没有太大区别。

  据媒体报道,近几年来,内地官员自杀身亡的事件频频见诸报端。自杀官员级别从省部级、厅局级、县处级、科级,并且创下了多个“第一”纪录。

  自杀的省部级高官有天津市政协主席宋平顺、山西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王通智,王也是在北京出差期间自杀的,从京西宾馆跳楼身亡,而宋平顺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位自杀身亡的省级政协主席。

  让官员在安全环境中从政

  如何减少官员“非正常死亡”呢?林喆认为官员交友要慎重,寻求法律、组织途径的保护,加强防范意识;其次,官员应该清廉为政,不要卷入贪污腐败不法活动中。此外,多起官员被杀案件,如上海杨佳袭警案等,均暴露出政府官员安全管理措施不完善,政府应该加大力度,对官员基本防护意识进行引导。

  “根本的解决之道,还是应当从制度上化解官员腐败的土壤,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并且让官员们在一个安全而非处处陷阱的环境中从政。”林喆说。

  有媒体指出,官员非正常死亡和国家加大反腐力度有关,林喆并不认同这种推测。她说,公众热议只能说明网络时代的公众对官员腐败等国家事务关注度比以前大大提高。

 

以下是引自腾讯网的一篇文章:

09年17位副部级以上高官落马 多从基层干起

十七大以来,特别是十七届四中全会召开以来,一批省部级高官密集落马,折射出中央反腐的坚定决心。以下是2009年因违法违纪而落马的省部级高官一览。

1月
刘志华

2月
王益

3月
米凤君

4月
王华元
陈绍基

5月

6月
郑少东
许宗衡

7月
陈同海

8月
康日新

9月
孙瑜

10月
宋勇
李堂堂
黄瑶

11月
何洪达

12月
张春江

昨天上午,中纪委、监察部通报2009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查办案件相关情况。

中央纪委监察部严肃查处了王益米凤君陈少勇朱志刚皮黔生黄松有陈绍基王华元郑少东等大案要案,目前正在立案调查的有许宗衡、黄瑶、宋勇等。各地也查处了一批有影响案件。

2009年,高官密集落马,我国掀起了新一轮声势浩大的反腐风暴。记者根据媒体公开报道统计,2009年落马的省部级(含副部级)高官有17人。

在这些落马和判刑的高官中,既有国务院部委官员、地方行政首长,也有人大、政协、公安、法院系统高官,有金融、国企高管,甚至还有纪检系统自身的蛀虫。譬如中共浙江省委原常委、原纪检委书记——王华元。

据媒体报道,这一数字也足以刷新改革开放31年以来高级官员落马的年度纪录——据公开资料统计,2003年至2007年的5年间,共有35名副部级以上官员落马,年均7人。

现象剖析

(一)多半是研究生

2009年落马的腐败官员一般学历高,且大多有基层经历;另一方面,落马贪官大多有情妇。与此同时,群众举报、网络监督等已经成为反腐的重要渠道。中国问题学专家胡星斗说,高学历本应具备更高的修养,包括政治修养,但是现在的学历教育主要是知识的教育,很少有人格的教育。加上一些求学者也主要是以学历做敲门砖,急功近利,所以根本谈不上提高修养。现在某些官员的学历水分比较大,一些政府部门成为最大的博士硕士聚集地。

(二)多来自基层

17名落马官员中多从基层干起,贵州省原政协主席黄瑶和福建省委原常委、省委原秘书长陈少勇,二人为中小学老师;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前财政部副部长朱志刚则为工人或技术人员。

对此,胡星斗表示,许多腐败官员原本是贫寒出身,从基层干起,很能体贴民生疾苦,但是随着权力的扩张、地位的提高,思想、信念、作风都会悄然发生变化,从廉洁自律的好官变成了肆无忌惮、贪污腐败的坏官。

胡星斗说:“它说明在一个长期的权力比较大的特殊环境中任何个人及品行都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只有制度与监督,特别是应当建立预防腐败的制度,大力提倡新闻监督、群众监督。”

(三)多人养情妇

在这些落马和判刑的高官中,有不少高官流连于声色犬马,包养情人、“二奶”,甚至嫖娼狎妓。在有情妇的人中,黄瑶一人有13名情妇,米凤军嫖妓逾百。

胡星斗说,新华社曾经报道被查处的贪官污吏中95%都有“情妇”;腐败案件60%以上与“情妇”有关。“某市反贪局一位领导表示:在侦破贪污案件中,找到了情人,一般就能找到犯罪嫌疑人的确凿证据。陕西省原政协副主席庞家钰就是被他的11人‘情妇告状团’给扳倒的。”

有关专家指出,高官多陷于“桃色门”的漩涡之中,因此将官员私生活纳入反腐败斗争体系是必要之举。

专家建议

反腐渠道应从三方面进行

中国问题学专家胡星斗表示,中国官场要廉洁起来,关键是要建立现代预防腐败制度,最重要的是在新闻监督、群众监督、收入申报三个方面取得突破。媒体监督对于反腐败是个关键,各级官员可以赤裸裸地暴露在公众监督、媒体监督之下,他们就不敢腐败,小腐败就被揭露了,也就不会发展为杀头的大腐败。媒体监督对官员可以说是爱护。中国也应当出台举报人保护法,避免举报腐败者被迫害打击。

据新华社、人民日报、法制晚报

相关数据

(2009年1-11月)

■全国处分干部106626人,挽回经济损失44.4亿元

■处分县处级以上干部人数增长10.8%,处分贪污贿赂金额在100万元以上干部人数增长19.2%

■3743名县处级以上干部被处分

■受党纪处分者占党员总数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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